History of Song 宋史
卷二百〇一 志第一百五十四 刑法三 Volume 201 Treatises 154: Punishment and Law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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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下疑獄，讞有不能決，則下兩制與大臣若臺諫雜議，視其事之大小，無常法，而有司建請論駮者，亦時有焉。端拱初，廣安軍 民安崇緒隸禁兵，訴繼母馮與父知逸離，今奪資產與己子。大理當崇緒訟母，罪死。太宗疑之，判大理張佖固執前斷，遂下臺省雜議。徐鉉議曰：「今第明其母馮嘗離，即須歸宗，否即崇緒準法處死。今詳案內不曾離異，其證有四。况不孝之刑，教之大者，宜依刑部、大理寺斷。」右僕射李昉等四十三人議曰：「法寺定斷為不當。若以五母皆同，即阿蒲雖賤，乃崇緒親母，崇緒特以田業為馮強占，親母衣食不給，所以論訴。若從法寺斷死，則知逸何辜絕嗣，阿蒲何地托身？臣等議：田產並歸崇緒，馮合與蒲同居，供侍終身。如是，則子有父業可守，馮終身不至乏養。所犯並準赦原。」詔從昉等議，鉉、佖各奪奉一月。
熙寧元年七月，詔：「謀殺已傷，按問欲舉，自首，從謀殺減二等論。」初，登州奏有婦阿云，母服中聘於韋，惡韋醜陋，謀殺不死。按問欲舉，自首。審刑院、大理寺論死，用違律為婚奏裁，敕貸其死。知登州許遵奏，引律「因犯殺傷而自首，得免所因之罪，仍從故殺傷法」，以謀為所因，當用按問欲舉條減二等。刑部定如審刑、大理。時遵方召判大理，御史臺劾遵，而遵不伏，請下兩制議。乃令翰林學士司馬光、王安石同議，二人議不同，遂各為奏。光議是刑 部，安石議是遵，詔從安石所議。而御史中丞滕甫猶請再選官定議，御史錢顗請罷遵大理，詔送翰林學士呂公著、韓維、知制誥錢公輔重定。公著等議如安石，制曰「可」。於是法官齊恢、王師元、蔡冠卿等皆論奏公著等所議為不當。又詔安石與法官集議，反覆論難。明年二月庚子，詔：「今後謀殺人自首，並奏聽敕裁。」是月，除安石參知政事，於是奏以為：「律意，因犯殺傷而自首，得免所因之罪，仍從故殺傷法；若已殺，從故殺法，則為首者必死，不須奏裁；為從者自有編敕奏裁之文，不須復立新制。」與唐介等數爭議帝前，卒從安石議。復詔：「自今並以去年七月詔書從事。」判刑部劉述等又請中書、樞密院合議，中丞呂誨、御史劉琦、錢顗皆請如述奏，下之二府。帝以為律文甚明，不須合議。而曾公亮等皆以博盡同異、厭塞言者為無傷，乃以眾議付樞密院。文彥博以為：「殺傷者，欲殺而傷也，即已殺者不可首。」呂公弼以為：「殺傷於律不可首。請自今已殺傷依律，其從而加功自首，即奏裁。」陳升之、韓絳議與安石略同。會富弼入相，帝令弼議，而以疾病，久之弗議。至是乃決，而弼在告，不預也。
蘇州民張朝之從兄以槍戳死朝父，逃去，朝執而殺之。審刑、大理當朝十惡不睦罪死。案既上，參知政事王安石言：「朝父為從兄所殺，而朝報殺之，罪止加役流，會赦，應原。」帝從安石議，特釋朝不問。更命呂公著等定議刑名，議不稱安石意，乃自具奏。初，曾公亮以中書論正刑名為非，安石曰：「有司用刑不當，則審刑、大理當論正；審刑、大理用刑不當，即差官定議；議既不當，即中書自宜論奏，取決人主。此所謂國體。豈有中書不可論正刑名之理。」
三年，中書上刑名未安者五：其一，歲斷死刑幾二千人，比前代殊多。如強劫盜並有死法，其間情狀輕重，有絕相遠者，使皆抵死，良亦可哀。若為從情輕之人別立刑，如前代斬右趾之比，足以止惡而除害。禁軍非在邊防屯戍而逃者，亦可更寬首限，以收其勇力之効。其二，徒、流折杖之法，禁網加密，良民偶有抵冒，致傷肌體，為終身之辱；愚頑之徒，雖一時創痛，而終無愧恥。若使情理輕者復古居作之法，遇赦第減月日，使良善者知改過自新，凶頑者有所拘繫。其三，刺配之法二百餘條，其間情理輕者，亦可復古徒流移鄉之法，俟其再犯，然後決刺充軍。其配隸並減就本處，或與近地。凶頑之徒，自從舊法。編管之人，亦迭送他所，量立役作時限，無得鉗。其四，令州縣考察士民，有能孝悌力田為眾所知者，給帖付身。偶有犯令，情輕可恕者，特議贖罰；其不悛者，科決。其五，奏裁條目繁多，致淹刑禁，亦宜刪定。詔付編敕所詳議立法。
初，韓絳嘗請用肉刑，曾布復上議曰：「先王之制刑罰，未嘗不本於仁，然而有斷肢體、刻肌膚以至於殺戮，非得已也。蓋人之有罪，贖刑不足以懲之，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、劓、剕、宮、大辟，然審適輕重，則又有流宥之法。至漢文帝除肉刑而定笞箠之令，後世因之以為律。大辟之次，處以流刑，代墨、劓、剕、宮，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，而又失輕重之差。古者鄉田同井，人皆安土重遷。流之遠方，無所資給，徒隸困辱，以至終身。近世之民，輕去鄉井，轉徙四方，固不為患，而居作一年，即聽附籍，比於古亦輕矣。况折杖之法，於古為鞭扑之刑，刑輕不能止惡，故犯法日益眾，其終必至於殺戮，是欲輕而反重也。今大辟之目至多，取其情可貸者，處之以肉刑，則人之獲生者必眾。若軍士亡去應斬，賊盜贓滿應絞，則刖其足；犯良人於法應死，而情輕者處以宮刑 。至於劓、墨，則用刺配之法。降此而後為流、徒、杖、笞之罪，則制刑有差等矣。」議既上，帝問可否於執政，王安石、馮京互有論辨，迄不果行。 樞密使文彥博亦上言：「唐末、五代，用重典以救時弊，故法律之外，徒、流或加至於死。國家承平百年，當用中典，然猶因循，有重於舊律者，若偽造官文書，律止流二千里，今斷從絞。近凡偽造印記，再犯不至死者，亦從絞坐。夫持杖強盜，本法重於造印，今造印再犯者死，而強盜再犯贓不滿五匹者不死，則用刑甚異於律文矣。請檢詳刑名重於舊律者，以敕律參考，裁定其當。」詔送編敕所。又詔審刑院、大理寺議重贓併滿輕贓法。審刑院言：「所犯各異之贓，不待罪等而累併，則於律義難通，宜如故事。」而大理寺言：「律稱，以贓致罪，頻犯者並累科；若罪犯不等者，即以重贓併滿輕贓各倍論；累併不加重者，止從重。蓋律意以頻犯贓者，不可用二罪以上之法，故令累科；為非一犯，故令倍論。此從寬之一也。然六贓輕重不等，若犯二贓以上者，不可累輕以從重，故令併重以滿輕。此從寬之二也。若以重併輕後加重，則止從一重，蓋為進則改從於輕法，退亦不至於容姦。而疏議假設之法，適皆罪等者，蓋一時命文耳。若罪等者盡數累併，不等者止科一贓，則恐知法者足以為姦，不知者但繫臨時幸與不幸，非律之本意也。」帝是大理議，行之。
八年，洪州民有犯徒而斷杖者，其餘罪會恩免，官吏失出，當劾。中書堂後官劉袞駮議，以謂：「律因罪人以致罪，罪人遇恩者，準罪人原法。洪州官吏當原。」又請自今官司出入人罪，皆用此令。而審刑院、大理寺以謂：「失入人罪，乃官司誤致罪於人，難用此令。其失出者，宜如袞議。」
元豐三年，周清言；「審刑院、刑部奏斷妻謀殺案問自首，變從故殺法，舉輕明重，斷入惡逆斬刑 。竊詳律意，妻謀殺夫，已殺，合入惡逆，以按問自首，變從故殺法，宜用妻毆夫死法定罪。且十惡條，謀與故鬥殺夫，方入惡逆，若謀而未殺，止當不睦。既用舉輕明重，宜從謀而未殺法，依敕當決重杖處死，恐不可入惡逆斬刑。」下審刑院、刑部參詳，如清議。邵武軍奏讞，婦與人姦，謀殺其夫，已而夫醉歸，姦者自殺之。法寺當婦謀殺為從，而刑部郎中杜紘議婦罪應死。又興元府奏讞，梁懷吉往視出妻之病，因寄粟，其子輒取食之，懷吉毆其子死。法寺以盜粟論，而當懷吉雜犯死罪，引赦原。而紘議出妻受寄粟，而其子輒費用，不入捕法。議既上，御史臺論紘議不當，詔罰金，仍展年磨勘。而侍郎崔台符以下三人無所可否，亦罰金。
八年，尚書省言：「諸獲盜，有已經殺人，及元犯強姦、強盜貨命斷配之人，再犯捕獲，有司例用知人欲告、或按問自首減免法。且律文自首減等斷遣者，為其情非巨，有改過自新之心。至於姦、盜，與餘犯不同，難以例減。請強盜已殺人，?強姦或元犯強盜貸命，若持杖三人以上，知人欲告、按問欲舉而自首，及因人首告應減者，並不在減等例。」初，王安石與司馬光爭議按問自首法，卒從安石議。至是，光為相，復申前議改焉。乃詔：「強盜按問欲舉自首者，不用減等。」既而給事中范純仁言：「熙寧按問欲舉條並得原減，以容姦太多，元豐八年，別立條制。竊詳已殺人、強姦，於法自不當首，不應更用按問減等。至於貸命及持杖強盜，亦不減等，深為太重。按嘉祐編敕：『應犯罪之人，因疑被執，贓證未明，或徒黨就擒，未被指說，但詰問便承，皆從律按問欲舉首減之科。若已經詰問，隱拒本罪，不在首減之例。』此敕當理，當時用之，天下號為刑平。請於法不首者，自不得原減，其餘取嘉祐編敕定斷，則用法當情，上以廣好生之德，下則無一夫不獲之 。」從之。又詔；「諸州鞫訊強盜，情理無可憫，刑名無疑慮，而輒奏請，許刑部舉駁，重行朝典，無得用例破條。」從司馬光之請也。光又上言：「殺人不死，傷人不刑，堯、舜不能以致治。刑部奏鈔兗、懷、耀三州之民有鬥殺者，皆當論死，乃妄作情理可憫奏裁，刑部即引舊例貸之。凡律、令、敕、式或不盡載，則有司引例以決。今鬥殺當死，自有正條，而刑部承例免死決配，是鬥殺條律無所用也。請自今諸州所奏大辟，情理無可憫，刑名無可疑，令刑部還之，使依法處斷。若實有可憫、疑慮，即令刑部具其實於奏鈔，先擬處斷，門下省審覆。如或不當，及用例破條，即駁奏取旨勘之。」
元祐元年，純仁又言：「前歲四方奏讞，大辟凡二百六十四，死者止二十五人，所活垂及九分。自去年改法，至今未及百日，所奏按凡一百五十四，死者乃五十七人，所活纔及六分已上。臣固知未改法前全活數多，其間必有曲貸，然猶不失『罪疑惟輕』之仁；自改法後，所活數少，其間必有濫刑，則深虧『寧失不經』之義。請自今四方奏大辟按，並令刑部、大理寺再行審覆，略具所犯及元奏因依，令執政取旨裁斷，或所奏不當，亦原其罪。如此則無濫之獄。」又因尚書省言，遠方奏讞，待報淹繫，始令川、廣、福建、荊南路罪人，情輕法重當奏斷者，申安撫或鈐轄司酌情決斷乃奏。門下侍郎韓維言：「天下奏按，必斷於大理，詳議於刑部，然後上之中書，決之人主。近歲有司但因州郡所請，依違其言，即上中書，貼例取旨，故四方奏讞日多於前。欲望刑清事省，難矣。自今大理寺受天下奏按，其有刑名疑慮、情理可憫，須具情法輕重條律，或指所斷之法，刑部詳審，次第上之。」詔刑部立法以聞。
崇寧五年，詔：「民以罪麗法，情有重輕，則法有增損。故情重法輕，情輕法重，舊有取旨之令。今有司惟情重法輕則請加罪，而法重情輕則不奏減，是樂於罪人，而難於用恕，非所以為欽恤也。自今宜遵舊法取旨，使情法輕重各適其中，否則以違制論。」宣和六年，臣僚言：「元豐舊法，有情輕法重，情重法輕，若入大辟，刑名疑慮，並許奏裁。比來諸路以大辟疑獄決于朝廷者，大理寺類以『不當』劾之。夫情理巨，罪狀明白，奏裁以幸寬貸，固在所戒；然有疑而難決者，一切劾之，則官吏莫不便文自營。臣恐天下無復以疑獄奏矣。願詔大理寺並依元豐法。」從之。
紹興初，州縣盜起，道不通，詔應奏裁者，權減降斷遣以聞。既而奏讞者多得輕貸，官無失入之虞，而吏有鬻獄之利，往往不應奏者，率奏之。三年，乃詔大辟應奏者，提刑司具因依繳奏。宣州民葉全二盜檀偕窖錢，偕令佃人阮授、阮捷殺全二等五人，棄屍水中，有司以「屍不經驗」奏。侍御史辛炳言偕係故殺，眾證分明，以近降法，不應奏。諸獄不當奏而奏者雖不論罪，今宣州觀望，欲併罪之。帝曰：「若宣州加罪，則實有疑者亦不復奏陳矣。」於是法寺、 刑部止罰金。五年，給事中陳與義奏有司多妄奏出入人罪，帝為申嚴立法，終不悛。二十六年，右正言凌哲復上疏曰：「漢高入關，悉除秦法，與民約法三章耳。所謂殺人者死，實居其首。司馬光有言：『殺人者不死，雖堯、舜不能以致治。』斯言可謂至當矣。臣竊見諸路州、軍大辟，雖刑法相當者，類以可憫奏裁。自去歲郊後距今，大辟奏裁者五十餘人中，有實犯故殺、鬥殺常赦所不原者，法既無疑，情無可憫，刑、寺並皆奏裁貸減。彼殺人者可謂幸矣，被殺者銜恨九原，何時已邪？臣恐強暴之風滋長，良善之人，莫能自保，其於刑政，為害非細。應今後大辟，情法相當、無可憫者，所司輒奏裁減貸者，乞令臺臣彈劾。」帝覽奏曰：「但恐諸路滅裂，實有情理可憫之人，一例不奏，有失欽恤之意。」令刑部坐條行下。
馴至乾道，讞獄之弊，日益滋甚。孝宗乃詔有司緣情引條定斷，更不奏裁。其後刑部侍郎方滋言：「有司斷罪，其間有情重法輕，情輕法重，情理可憫，刑名疑慮，命官犯罪，議親議故之類，難以一切定斷。今後宜於敕律條令，明言合奏裁事件，乞並依建隆三年敕文。」從之。六年，臣僚請：「今後大辟，只以為首應坐死罪者奏，為從不應坐死者，先次決遣。及流、徒罪，不許作情重取旨。不然，則坐以不應奏而奏之罪。」從之。
至理宗時，往往讞不時報，囚多瘐死。監察御史程元鳳奏曰：「今罪無輕重，悉皆送獄，獄無大小，悉皆稽留。或以追索未齊而不問，或以供款未圓而不呈，或以書擬未當而不判，獄官視以為常，而不顧其遲，獄吏留以為利，而惟恐其速。奏案申牘既下刑部，遲延日月方送理寺。理寺看詳，亦復如之。寺回申部，部回申省，動涉歲月。省房又未遽為呈擬，亦有呈擬而疏駮者，疏駮歲月，又復如前。展轉遲回，有一二年未報下者。可疑可矜，法當奏讞，矜而全之，乃反遲回。有矜貸之報下，而其人已斃於獄者；有犯者獲貸，而干連病死不一者，豈不重可念哉？請自今諸路奏讞，即以所發月日申御史臺，從臺臣究省、部、法寺之慢。」從之。而所司延滯，尋復如舊。景定元年，乃下詔曰：「比詔諸提刑司，取翻異駁勘之獄，從輕斷決。而長吏監司多不任責，又引奏裁，甚者有十餘年不決之獄。仰提刑司守臣審勘，或前勘未盡，委有可疑，除命官、命婦、宗婦、宗女及合用蔭人奏裁外，其餘斷訖以聞。官吏特免收坐一次。」
凡應配役者傅軍籍，用重典者黥其面。會赦，則有司上其罪狀，情輕者，縱之；重者，終身不釋。初，徒罪非有官當贖銅者，在京師則隸將作監役，兼役之宮中，或輸作左校、右校役。開寶五年，御史臺言：「若此者，雖有其名，無復役使。遇祠祭，供水火，則有本司供官。望令大理依格斷遣。」於是並送作坊役之。
太宗以國初諸方割據，沿五代之制，罪人率配隸西北